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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考“写作(一)”听课笔记(第16章)

2015-04-27 07:43:11  来源:北京自考热线
  第十六章 文学评论
 
  学习提示:文学评论是一种有感而发、应用面广、形式灵活的议论性文体,它与文学研究类的学术论文有共通性也有差异。本章将要分析文学评论的特性,介绍文学评论的类型,总结其写作特点。并将遵循文学评论的写作步骤,具体剖析其重要写作元素和写作环节,指导同学展开针对性练习,要求学生掌握文学评论的写作特点和规律,初步具备写作文学评论类文章的能力。

  第一节 文学评论的特性

  一、文学评论与研究性文学论文
  文学评论,主要是指对作品、作家、流派、理论、动向、潮流等文学现象进行描述、解释、评价和批评的文章。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类学术论文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写作目的和写作内容有所不同。
  文学评论的写作目的,重在评价当下文学创作成果,总结创作规律,指出出现的问题,推动文学发展。文学学术论文的写作目的,重在了解研究前人文学成就,描绘或阐释文学发展状况。前者重在文学的共时阐释,后者重在文学的历时研究。由于写作目的不同,文学评论和文学学术论文在内容上又各有侧重。文学评论文章内容一般为当前的文学现象,即主要是当代文学现象;而文学研究类学术论文的内容则比较宽泛,既包括当前的文学现象,也包括过往的文学现象,即当代文学、现代文学、近代及古代文学都可以成为文学学术论文写作的对象。与文学学术论文相比,文学评论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和倾向性,更注重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和推动,更具有肯定或批评的鲜明倾向。
  著名翻译家傅雷以“迅雨”为笔名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是上世纪40年代,张爱玲小说在文坛崭露头角时的重要文学评论之一。文章在回顾了五四以来文坛创作缺乏技巧、题材单一的缺陷后,指出张爱玲作品无论在技巧还是题材、人物、风格等方面都成绩突出,丰富了当时的文学创作,成为“文坛最美的收获”。傅雷既肯定《金锁记》的成功,也指出《倾城之恋》的不足和出现不足的原因,以及改进的可能。文章及时对张爱玲作品的创新性成就和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并做出准确深刻的阐述,这种严肃客观的分析有助于推动文学创作的良性发展。
  时隔65年,同样以张爱玲小说作为阐释对象,而著名学者黄子平的《世纪末的华丽……与污秽》,则是一篇极有特色和理论深度的学术论文。黄子平站在新世纪的时空制高点,回望20世纪历史和文学,高屋建瓴地指出张爱玲小说中所渗透的“世纪末视景”,这“视景”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华丽与污秽”,并指出“以张爱玲为中介,一种‘从世纪末到世纪末’的文学史叙事于焉成型”。
  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作为文学评论,更注重张爱玲作品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倾向性。黄子平的《世纪末的华丽……与污秽》作为学术论文,更注重阐释张爱玲作品在文学发展历史中的地位、特点以及思想文化意蕴,比之前文有较突出的理论性和客观性。

  二、文学评论的论述类型
  文学评论的论述类型,主要包括作品论、作家论、现象论。它们各自的写作特点不同,撰写文学评论前要明确自己到底要写哪一种论述类型的文章。论述类型确定后,就要依照该论述类型的写作特点和要求进行写作活动。
  (一)作品论
  作品论,着重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阐释。
  作品论文章的内容,可以是某一作家的某部作品,或某一作家的多部作品,或涉及几位不同作家的几部作品。如周作人的《沉沦》是就郁达夫的一部小说做出的分析评述。
  内容涉及一位作家多部作品或几位作家几部作品的文章,常有归纳和演绎两种写法。如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文章依次分析张爱玲的几部代表作,就此归纳总结出其作品的特色,主要用的是归纳的写法。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以“苦难意识”为核心,展开对余华多部代表作的分析阐释,主要用的是演绎的写法。洪治纲《逼视与守望一一从张炜、格非、余华的三部长篇近作看先锋小说的审美动向》论述三位作家的三部长篇,文章从共同的审美动向入手,阐释了这三部先锋小说带给文坛的精神收获,主要也是用了演绎的写法。
  作品论文章常选取某一或某几视角,对作品展开分析探讨,不必面面倶到。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从“苦难意识”,洪治纲《逼视与守望一一从张炜、格非、余华的三部长篇近作看先锋小说的审美动向》从“审美动向”,切入作品进行分析。而季红真《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论之一》则选择了叙述方式、小说基调、审美特征等三个切入点,展开对莫言作品由表及里的深入剖析。
  (二)作家论
  作家论,侧重对某位作家的分析评价。
  作家论最常见的写法是将作家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想,文化潮流,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个性等,与其作品结合起来研究,以获得对该作家的认识与评价。如能由个别作家的认识,进而升至对某一文学现象或文学潮流的认识,则更见评论者功力。
  例如,茅盾《徐志摩论》,把诗人所处时代、诗人的生活和思想变化、诗人不同时期作品所透露出的思想情绪,融会贯通加以分析,令人信服地得出徐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的结论,并预言“百年来的布尔乔亚文学已经发展到最后一阶段,除了光滑的外形和神秘缥渺的内容外,不能再开出新的花来了!这悲哀不是志摩一个人的”。文章最终由对诗人徐志摩的评论,上升到对他所代表的某一文学潮流的发展方向的深刻预言,可谓作家论典范。
  (三)文学现象论
  现象论,主要指对于新流派、新动向、新趋势或热点争鸣问题等的分析评论。
  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诗潮——“朦胧诗”,一些思想僵化的评论者对其上纲上线,大加挞伐。著名学者、评论家谢冕勇敢地挺身而出,冒着挨批判的风险,撰写《在新的崛起面前》,公开支持“朦胧诗”。文章肯定“朦胧诗”最初的实践,主张对新的探索应该“适当的容忍和宽宏”,指出:
  我们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训(而每次的粗暴干涉都有堂而皇之的口实),我们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判为毒草而把它们斩尽杀绝的教训。而那样做的结果,则是中国诗歌自“五四”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五四”那种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
  该文在推动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上具有重要作用。

  三、文学评论的文体类型
  文学评论的文体类型主要有两种:论文体文学评论和随笔体文学评论。论文体文学评论和随笔体文学评论,各有不同的特点和功能,在写作中要善于区分和正确使用,要懂得善用评论文体。在撰写文学评论之前,要明确自己所选择的文体类型,一旦文体类型选择确定,就要严格按照文体类型的写作要求进行写作。
  (一)论文体文学评论
  论文体文学评论是最为常见、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批评文体。
  论文体文学评论一般内容丰富,思维周密,系统性强,逻辑谨严,语言庄重,格式规范,常用于对重要复杂问题进行系统描述与深入阐释。
  例如,谢冕《一个世纪的背影——中国新诗1977—2000》,从粉碎“四人帮”开启了一个诗歌的崭新时代,老诗人的归来成为新时期诗歌创作的前奏,新诗潮产生的过程,后新诗潮的兴起,台湾近半个世纪的诗歌创作及20世纪中国诗歌的成就等几个方面,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新诗发展的百年历程,全文内容丰富,思考周密,逻辑严谨,语言庄重而充满激情,格式规范,是一篇典范的论文体文学评论。
  上文列举茅盾《论鲁迅的小说》、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季红真《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论之一》、王蒙《躲避崇高》、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等文章,都是论文体文学评论的成功范例,值得学习借鉴。
  (二)随笔体文学评论
  与论文式文学评论相对,还有一批形式风格十分不同的文体,本书为叙述方便姑且用随笔体文学评论统称之。它们包括随笔、序跋、书评、书信、对话等。这些文体的共同特征是内容生动有趣,形式自由活泼,主观色彩、感情色彩较浓,语言或诙谐俏皮,或激情四射。论述常以小见大,举重若轻,形象生动,活泼风趣,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兼备,可读性强。既可用于表达最初的新鲜感悟,又可用于发表缜密思考后的成果,还可展开辛辣幽默的批评。下面简要介绍随笔、序跋、书评的写作特点。
  随笔,是报刊中最常见的一种文学评论文体。它形式最自由,用笔最灵活,常借助掌故、趣闻展开分析议论,常用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取事似小而寓意丰富,能对文学现象做出快速反应,敏捷而尖锐,深受欢迎。
  例如,王蒙的随笔《大地和青春的礼赞——读〈北方的河〉》,用饱含激情的诙谐语言,从自己读后的鲜明主观感受写起,甚至不惜使用国骂来加强对这篇作品的极度褒奖:
  他怎么找到了一个这样好的、我要说是非凡的题目?您羡慕得眼珠子都快燃烧起来了!三十挂零的小伙子张承志竟有这样的气魄,这样的胸怀,在一部六万多字的中篇小说里一口气写了四条北方的河,黄河、无定河、湟水、永定河,还有追忆中的新疆阿尔泰地区的额尔齐斯河与梦想中四月的黑龙江。别骗我们啦,张承志,你其实是到过黑龙江的,要不你怎么写得那样真切、切近、迫近、如在眼前?这是何等的胆量,何等的匠心!在看完《北方的河》(载《十月》一九八四年第一期)以后,我想,完啦(作品在用“了”字的地方几乎全部用“啦”,这赋予张承志的颇经过一番锤炼的语言以一种亲切和利索),您他妈的再也别想写河流啦,至少三十年,您写不过他啦。
  序跋,是附于书前或书后,向读者介绍该书的内容、特点,评价其价值、意义等的文章。序跋对作品虽有褒贬,但以肯定为主,因为“序跋”的目的是为向读者推介该书,而非为了“封杀”。而序跋的语言也如随笔,是非常自由灵活的。
  例如,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又名萧军,辽宁义县人,小说家。以一位名作家的话作为基本论点,就此展开论述,借题发挥,由远及近,肯定了所论小说的成就,更辗转斥责了统治阶级的荒淫与无耻:
  爱伦堡论法国的上流社会文学家之后,他说,此外也还有一些不同的人们:“教授们无声无息地在他们的书房里工作着,实验X光线疗法的医生死在他们的职务上,奋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渔夫悄然沉没在大洋里面。……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这末两句,真也好像说着现在的中国。然而中国是还有更其甚的呢。手头没有书,说不清见于那里的了,也许是已经汉译了的日本箭内亘氏的著作罢,他曾经一一记述了宋代的人民怎样为蒙古人所淫杀,俘获,践踏和奴使。然而南宋的小朝廷却仍旧向残山剩水间的黎民施威,在残山剩水间行乐;逃到那里,气焰和奢华就跟到那里,颓靡和贪婪也跟到那里。“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行在卖酒醋。”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
  但是,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书评,主要表达对某书的评介。它类似读后感,只是比读后感思考更缜密。它也类似序跋,虽然从道理上说,应该是对书的客观评价,该贬即贬,该褒即褒,不讲情面,无奈背后或有挚友的请托,或有书商的利诱,使其多以肯定褒扬为主,即便有所指摘,也是小骂大帮忙。有没有真骂不帮忙的?有,不过为数不多。但还是有客观公允、求真求实的书评,如钱钟书评曹葆华诗集《落日颂》。
  曹葆华是钱钟书的清华学长,而钱钟书对他的诗集《落日颂》却是直言不讳,不留情面:
  在作者手里,文字还是呆板的死东西;他用字去嵌,去堆诗,他没有让诗来支配字,有时还露出文字上基本训练的缺乏。
  作者比喻,不是散漫,而是陈腐,不是陈腐,便是离奇。
  看毕全集之后,我们觉得单调。几十首诗老是一个不变的情调——英雄失路,才人怨命……
  对曹葆华诗有一定“气概阔大”特点的唯一褒扬,乍看上去还像批评:
  读作者的诗,你至多是急迫到喘不过气来,你决不会觉得狭小到透不过气来。
  而在全文最后钱钟书指出:
  作者最好的诗是作者还没有写出来的诗。对于一位新进的诗人,有比这个更好的,不,更切实的批评么?钱钟书的书评为书评写作提供了一个难以企及的范例。

  第二节 文学评论的选题

  选题,一般指选择论题,即指选择文学评论文章所要分析讨论的问题。选题,是文学评论写作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它决定了文章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向,恰当的选题是文章写作的基础和保证,以至于有人说“选题是文章成功的一半”。

  一、选题范围
  文学评论常见的选题范围有以下几种:
  (一)新文学现象
  新作品、新作家、新流派、新理论、新动向及新潮流,尤其是具有突破性、创新性的文学现象,是文学评论最常关注的论题。
  例如,上世纪80年代,莫言以先锋姿态闪现文坛,季红真立即以《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论之一》一文,对莫言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评说。文章分析了莫言作品新鲜独特的叙述方式,以及这种叙述方式的成因。从莫言小说忧郁的基调入手,分析其作品中所隐含的人物喻象系统,以及作者内在的精神矛盾。并论述其作品的浪漫主义审美特征,以及充分的民族民间性质。文章以精准深刻的分析,描述了莫言作品的鲜明特点和突出成就,充分肯定了其作品的文学价值,有助于推动当代文学创作活动。
  (二)热点文学问题
  热点文学问题,常是有争议的问题,于是需要评论者撰写文章加以说明,表明观点,经过讨论,厘清认识。
  上世纪二十年代,当郁达夫小说《沉沦》饱受“不道德”恶评时,周作人撰文《沉沦》指出该作品并非不道德的文学,它“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属于“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充分肯定其文学价值,有助于人们建立对该作品的正确认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王朔曾一度成为文坛热点,“一面是群众以及某些传播媒介的自发地对于他的宣传,一面是时而传出对王朔及王朔现象的批判已经列入大批判选题规划、某占有权威地位的报刊规定不准在版面上出现他的名字、某杂志被指示不可发表他的作品的消息”,作家王蒙撰文《躲避崇高》,给予王朔作品客观公允的分析评价,指出其作品不同于传统的特异之处与文学价值,剖析了其作品产生的原因,尤其指出其作品是生活和时代的产物。针对“亵渎神圣”的指责,王蒙指出:
  但是我们必须公正地说,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比如江青和林彪摆出了多么神圣的样子,演出了多么拙劣和倒胃口的闹剧。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到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的!其次才有王朔。
  王蒙文章有助于人们对王朔及王朔现象的认识,有助于推动文学创作健康繁荣的发展。
  (三)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
  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内涵丰富,评论者、研究者有必要对其多加关注,持续分析。有时,一位评论者会对某作家作品多次撰文讨论,从不同层面深化对该作家作品的认识。
  茅盾1923年写《读〈呐喊〉》,指出鲁迅《呐喊》里的作品批判了传统旧礼教,讽刺了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现实,并开创了文学作品的新形式。到1927年茅盾再次撰文《鲁迅论》,对鲁迅其人其作品做出较前文更为全面深入的分析。至1948年又写《论鲁迅的小说》,指出鲁迅小说不仅批判现实,而且憧憬新生,因此超过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先驱”,该文反映了40年代末期左翼文学运动对于鲁迅作品价值的新阐释。
  有时,多位评论者会在同一时段或不同时期,共同关注某一重要作家。如余华是当代文坛重要作家,曾引起众多评论者关注,不断有人对其作品进行分析阐释,有部分人就其作品中的苦难意识不断研究发掘。
  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是较早就此论题发表看法的文章,该文认为“密集而刺目地铺陈人间的苦难”是余华作品的突出特色,着重从“苦难意识”视角剖析其创作,丰富了对余华作品的认识。
  此后,齐红《苦难的超越与升华》进一步指出余华的前后期作品中的“苦难”有所不同:“……对于人类的苦难遭遇及承受能力的表现就是从余华的前期写作一直延续至今而没有中断的核心内容。如果说余华的前后期作品也存在着一些不同内涵的话,那么这个不同就在于余华80年代的小说表现的是人对生之苦难的直面、咀嚼甚至回味;而进入90年代,余华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似乎共同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洗礼,面对苦难,更多的是超越之后的宁静、宽容与大度。”
  再后,夏中义、富华的《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进而指出余华前后期作品的“苦难”存在着“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的差异,而这差异背后表现着价值的改变:“因为梳理余华母题演化轨迹,难免会发现余华小说与本土语境之间的某种微妙感应;而当代史已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划出一道沟堑。有意思的是,余华母题变异恰巧可用来注释上述时势。余华的《呼喊》与《活着》,这两部长篇先后刊于《收获》杂志,仅仅相隔一年,竟别有洞天。从《呼喊》‘苦难中的温情’到《活着》推崇‘温情地受难’,看字面只是那对母题基因的词序的先后置换,但其纸背却正策动着一场价值哗变。”
  (四)对文学创作的归纳总结
  对某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情况加以归纳总结,指出其特点和规律,肯定成就,发现问题,展望未来,是文学评论常见的选题。
  例如,谢冕《一个世纪的背影——中国新诗1977—2000》,回顾总结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诗创作,描述了新诗发展的艰难历程,肯定了新诗创作的成就,也表示了对新诗未来的担忧。
  多灾多难的20世纪已经过去,那些为中国的命运祈祷和奋斗的大师也已走远。他们的离去,给我们留下一片空旷。在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欢乐今宵”,我们将用什么来填补这无边的空旷?新世纪给我们留下的是新的思考和新的忧患。

  二、选题角度
  文学评论文章的篇幅有限,要在有限的篇幅里把所要论述的问题说清楚,就不能面面倶到,贪大求全,而是要选择一个叙述角度展开分析。
  文本意蕴、人物形象、叙事方式、语言文体、审美风格等作品元素,都可作为文章的叙述角度。作家、作品的突出特色、未被前人论及的问题,更是文学评论常见的选题角度。
  例如,茅盾《读〈呐喊〉》主要是从文本意蕴入手,分析鲁迅作品批判旧礼教和社会现实的特点。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主要是从人的情欲的挖掘与表现入手,分析张爱玲的作品。
  季红真《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论之一》主要从莫言的叙述方式和小说基调入手,描述其作品的鲜明特点和突出成就。
  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主要从“苦难意识”入手,剖析余华作品的突出特色。

  第三节 文学评论的写作

  一、写作准备
  (一)熟悉评论对象
  评论文学现象,如同评价一个人或一件事,只有对人对事十分了解,才可能做出准确分析。因此,了解、熟悉评论对象,全面掌握所要评论的文学现象的全貌,是文学评论写作前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
  著名诗人、散文家何其芳说,写一篇评论文章,不读三遍不敢下笔。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说,不读五遍不敢写一个字。毛泽东说,《红楼梦》至少读五遍才有发言权。都是在强调必须熟悉评论对象。文学评论的写作者要对所评论的对象,尤其是所评论的作品,反复研究,深入了解,烂熟于心,这样才可能评论对象做出准确恰当的评判。
  (二)广泛收集材料
  广泛全面地收集与写作对象有关的材料,是文学评论写作前的另一项重要准备工作。
  撰写作品论前,要注意收集作品作者的情况、作品创作背景、相关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有关评价等。
  撰写作家论前,要注意收集所写作家的各种情况。作家的家世,生活经历,学习经历,爱好交游,思想状况,作家所处时代社会的特点,思想文化潮流特征等。
  撰写现象论前,要注意收集与该文学现象相关的各种信息。该文学现象出现的时代社会背景资料,与历史或现实中其他文学现象的关联,与该文学现象相关的作家作品等。
  材料收集得越多越细越好,所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因为,材料越丰富,越全面,写作的视野就越开阔,越有利于发现问题,抓住关键,得出更准确深入的认识和见解。
  (三)选择批评方法
  分析评论文学现象,总要依据一定的思想理论方法,因此在文学评论写作前,确定文章采用何种理论方法也是一项重要准备。文学评论理论方法主要有社会历史批评、审美批评、文化批评、心理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比较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在文学评论的写作实践中,常有人采用一种批评方法,也有人以一种为主,兼用其他。这里仅简要介绍两种常用的批评方法:
  1.社会历史批评
  社会历史批评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影响最大的一种文学评论的理论方法。社会历史批评强调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认为分析作品必须与其产生的时代、历史、作者经历等联系起来考虑。
  中国自古就有这种批评传统。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就是强调文学评论要“知人论世”,即在评论时既要了解作家,也要了解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鲁迅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也是强调在评论的写作中,要运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
  西方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流派,主要出现、盛行于十八九世纪,意大利著名学者维科、法国著名学者圣·佩韦和丹纳等人是社会历史批评的著名人物。丹纳指出“种族、环境、时代”是决定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影响深远。
  我国现当代很多评论家常采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评论大家鲁迅、茅盾等人基本都是采用这一方法。如茅盾的《徐志摩论》,就是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工具,成功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写出的经典文学评论。
  由于不同的评论者各自所持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同,所采用的思想理论工具不同,虽然同样是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但其所撰写的文学评论,往往会在思想观念上有很大差异。例如茅盾的《徐志摩论》和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虽然基本都是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但由于茅盾的思想理论工具是历史唯物论,傅雷的思想理论工具主要是人文主义、心理学理论等,二者对文学现象的研究视角和阐释便有很大不同。因此,在采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同时,写作者还需明确自己用来剖析文学现象的思想理论工具是什么。
  2.审美批评
  审美批评也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影响很大的一种文学评论的理论方法。审美批评将美视为文学的本质特性之一,将文学作品视为审美对象,着力研究文学作品的美的构成、审美价值等,具有某种赏析式评论的性质。
  由于中外古今美学思想和流派对美的认识和审美标准各不相同,使审美批评呈现各种不同主张。但是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审美批评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
  首先,审美批评是一种情感批评。它着眼于作品表现了什么情感,情感的表现是否成功、是否能打动读者、是否激起读者的心灵震荡。
  其次,审美批评是一种出世批评。文学作品是一个用想象虚构的世界,阅读作品、领悟作品虽然需要联系现实生活,但是更要持有一种静观状态,跟作品保持一定距离,以便更好地感受和评价它的美,让生命在阅读欣赏中超越凡俗。
  第三,审美批评是一种直觉批评。文学作品主要由形象构成,并通过形象直接作用于人的五官感受,因而审美批评表现为是一种对形象或形式的直觉评判,如形象是否鲜明独特、形式是否和谐完美等。
  沈从文的《论冯文炳》、李健吾的《边城》、《九十九度中》等文章都是成功运用审美批评的文学评论佳作。
  例如,李健吾的文章《九十九度中》,运用审美批评的方法,评价了林徽因的小说《九十九度中》。文章开头用生动的比喻,说明了内容、形式与辞藻的关系:
  我不明白内容和形式怎样分开。一件将军的铠甲只是铠甲,并不是将军:剥掉铠甲,将军照样呼吸。杀掉将军,铠甲依旧存在。这不是一个妥当的比喻。如若“陀斯妥夫斯基往往是被当做好像没穿制服的将军”,并不妨害陀氏之伟大。所以铠甲不是形式,而是辞藻。形式和内容不可析离,犹如皮与肉之不可揭开。形式是基本的,决定的:辞藻,用得其当,增加美丽;否则过犹不及,傅粉涂红,名曰典雅,其实村俗。一个伟大的作家,企求的不是辞藻的效果,而是万象毕呈的完整的谐和。他或许失之于偏,但是他不是有意要“偏”,这只是他整个人格的存在。所以批评家唯恐冒昧,轻易不敢把这叫做“偏”,而另寻别的字样象征,例如有力,深刻,透辟等等。他的作品(由一个全人格产生出来的作品)根据着他全部的生活,而支配作品的方向的,多半是他先天的性情。一部作品和性情的谐和往往是完美的符志。
  在风趣地阐述了内容和形式难以分开后,李健吾就此引出《九十九度中》是一篇内容和形式完美结合的佳作的评判。

  二、文学评论的写作模式
  (一)叙议结合
  叙,指叙述,即对作品作家的介绍;议,指议论,即对作品作家的阐释。叙述是议论的基础,议论是叙述的深化,将叙议有机结合,便能产生好的文学评论。
  例如,季红真《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论之一》:
  在莫言的笔下,祖父、祖母辈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能人好汉,他们几乎都是形象魁伟美丽,活力充沛,性情剽悍,血性方刚,情感奔放,带有浓烈的豪强气息。《秋水》中的奶奶听凭情感的召唤,随着爷爷一把火烧了娘家的庄园,漂泊到莽荡草洼中,艰难地开辟生活。那为了白衣盲女而杀了哥哥的黑衣汉子,与为报父仇而杀了黑衣人的紫衣女人,也全都枪法精湛,性情骁勇。这篇小说的意旨颇近于鲁迅的《铸剑》,但在复仇雪耻之外,又有男女情爱的内容。而且,《铸剑》的故事是子报父仇与为民除暴式的政治仇杀,《秋水》则主要是情爱引起的血亲仇杀。这个特点几乎贯穿在莫言小说中所有涉及祖父母一辈人们的故事中。
  文章既介绍了莫言作品的情节、人物,又表述了评论者对莫言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并将二者有机融合,天衣无缝。
  (二)析赏结合
  析,指分析;赏,指鉴赏。在论述中,将分析和鉴赏有机结合起来,也是文学评论写作中的一种常见的叙述手法。析赏结合与叙议结合很相似,其主要差别在于一个是“叙”,一个是“赏”,“叙”更侧重介绍描述,“赏”更侧重感悟想象。
  文学作品由文学形象构成,诉诸人的情感,对文学作品和作品中形象的感悟、鉴赏,是文学评论的基础。好的文学评论常常将分析与鉴赏相结合,常由鉴赏入手,展开分析,由分析深化鉴赏,用鉴赏推动分析,最终使对作品的认知和阐释达到一个高度。特别是对于那些以感悟见长的作家的作品,更要注重表达出阅读中的整体感觉和领悟,并通过鉴赏与分析的文字,将渗透在作品中的作家的体验与感悟一一揭示出来。
  例如,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将富于感性色彩的鉴赏与深刻犀利的理性分析相融合,给予作品深刻丰富的阐释。如:
  她的痛苦到了顶点(作品的美也到了顶点),可是没完。只换了方向,从心头沉到心底,越来越无名。愤懑变成尖刻的怨毒,莫名其妙的只想发泄,不择对象。她眯缝着眼望着儿子,“这些年来她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多怆痛的呼声!“……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于是儿子的幸福,媳妇的幸福,女儿的幸福,在她眼里全变作恶毒的嘲笑,好比公牛面前的红旗。歇斯底里变得比疯狂还可怕,因为“她还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凭了这,她把他们一齐断送了。这也不足为奇。炼狱的一端紧接着地狱,殉难都不肯忘记把最亲近的人带进去的。
  最初她把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
  这段人物分析,在生动形象的析赏中,深刻揭示了《金锁记》主人公曹七巧的性格特征和人物意蕴。又如:
  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噩梦所苦。噩梦中老是淫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的,灰暗,肮脏,窒息与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噩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零星的磨折,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川嫦的卧房,姚先生的家,封锁期的电车车厢,扩大起来便是整个的社会。一切之上,还有一只瞧不及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的压下来,要压瘪每个人的心房。这样一幅图画印在劣质的报纸上,线条和黑白的对照迷糊一些,就该和张女士的短篇气息差不多。
  这段作品分析,把鉴赏和分析紧密结合,准确深刻地揭示了张爱玲小说“苍凉”的风格特色。
  (三)情理结合
  情,指情感,即文学评论文章中情感的抒发与宣泄;理,指理论,即文学评论文章中理论方法的巧妙运用。情理结合是文学评论写作中的一种常见叙述手法。文学作品是充满感情力量的制作,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评论也应该是感情激越的文字。文学评论是闪烁智慧光芒的成果,应该具有较强的理论深度。因此,好的文学评论,总是能将情理二者有机结合,使文章情理兼备,感人耐读。
  让我们通过季红真《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论之一》中的一段,感受一下情理结合的文章之美:
  他沉默着走上文坛,像大地活泼的精灵,神出鬼没,任性姿情,全不顾艺术的成规戒律,一支笔呼风唤雨,赋灵于草木众生。于是,出现了北方古老的土地,土地上颓败而喧嚣的村镇,村镇里形状各异的人生,人生中历久弥新的故事。而热情洋溢的红色主旋律,就像氲氲的地气,从世世代代的贫困战乱与生死仇怨中,从祖祖辈辈的屈辱压抑与希冀抗争中,丝丝缕缕升华汇聚,透过漫无边际的高粱地,越来越激昂高亢,惊天地、泣鬼神,民族的血性精魂便以这翻腾狂舞的红色主旋律,呼唤着众多在现代生存的困扰中日趋萎缩的生命。
  这便是莫言的小说,如歌如画,如剪接奇妙的电影,如音响嘈杂的现代音乐——繁多的意象与痛苦纷扰的情绪,都以原子裂变般的冲击力,震荡得人们头晕目眩,这使我们不能不首先关注这位才华横溢的小说家独特的叙事个性。
  毫无疑问,莫言是一位敏于感觉而富于想象力的作家。然而即使是本性所致,这也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天分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人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着自己”,另一方面,“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世界史太漫长,我无力也无须溯寻,但追踪一下这位作家走过的足迹,对进一步分析他作品中全部知觉内容形成的外部现实,还是有必要与可能的。

  三、文学评论的结构模式
  文学评论的开头和结尾,通常由单个自然段或若干自然段构成。开头一般是说明文章的写作目的、意义、主旨等,常用的叙述模式有开宗明义、介绍情况、先谈感受、引用比较等。结尾篇幅通常比开头略短一些,太长的结尾会让人感到拖泥带水,短小精悍显得简洁有力、意味深长,结尾常用呼应开端、概括全文、指出价值、表达展望等叙述模式。
  文学评论的中间部分是文章的主干,所占篇幅最多。一般包括文章的主要内容、核心概念、中心论点和分论点以及各种论据、分析论证过程等。在文本形式上,文学评论的中间部分可由若干自然段构成或由若干小节构成,小节可有标题,也可仅用序数标明。文学评论中间部分的叙述模式,最常见的有以下四种:
  (一)并列式
  并列式,主要论点论据,按顺序排列,从不同角度阐述问题,有时可能是大并列里套着小并列,这种叙述模式条理简明清晰,最为常见。
  例如,茅盾《王统照的〈山雨〉》中间部分,按主人公上一代、主人公同一辈和主人公本人三类并列,分别用“第一、第二、第三”标出。每一并列部分内部也采用并列结构,如第一部分列举“奚二叔”、“陈大爷”、“魏二”和“徐老秀才”等四个性格不同的人。
  又如,季红真《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论之一》,全文由并列的四节构成:第一节,简述莫言小说的叙述方式以及与整个新时期小说的叙述方式之间的联系。第二节,分析莫言的叙述个性形成的几个因素极其痛苦的本体根源。第三节,从莫言小说忧郁的基调入手,分析其作品中所隐含的人物喻象系统,以及作者内在的精神矛盾。第四节,重点论述其作品的浪漫主义审美特征,以及充分的民族民间性质。
  (二)对比式
  对比式,是指在与其他作品的对比中,分析所要论述的作品的特点。对比时,常以风格迥异的作品作为对照物,也可以相似的作品作为对照物。与风格迥异的作品进行比较,更容易凸显所要论述的作品的特点。
  例如,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整篇文章都是在与刘震云、张炜、张承志等三位作家的对比中,剖析余华作品的特色:
  小说家族中,我们挑出三位颇有代表性的作家一一刘震云、张炜、张承志——和余华稍作比较,就会发现余华小说苦难意识的独特之处。以“官场”系列饮誉文坛的京都俊才刘震云显然更关心社会政治层面上苦难的造因以及克服苦难的现实可能。刘震云后来发表的《温故一九四二》、《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意味着他已经同曾经涉足过的“新写实”挥手告别,重新汇入中国文学神远脉长的“讽刺”传统。只有在这个传统中,刘震云的才华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同辈作家中,张炜、张承志思索苦难问题的深入、持久与执著也许无人能比。在我们的印象里,这两位作家一直是无家可归的精神浪子,是傲岸强悍的灵魂苦斗者。他们一脸汗尘,满面戚容,难得展颜欢笑。但是,到了《九月寓言》和《心灵史》,张炜、张承志终于成了幸福的归家者,他们关于苦难痴迷的追问似乎都有了比较理想的答案。人世的苦难在这两部长篇中被归家的充实、落定和至乐之情彻底冲刷和化解了。张承志的“家”是心灵的乌托邦,是笃诚的信仰之国。张炜的“家”就在载育万物的大地之上。人只要以大地的尺度为自己的尺度,只要具有格通天地自然的本源的德性,他在大地上的栖居就是任何人世的苦与罪都无法败坏的。皈依“信仰”,守望“大地”,是张承志、张炜在传统的“讽刺”之侧为苦难人生另外开辟的两条文学救赎之道。
  不能说余华没有讽刺精神,没有心灵的信仰,没有朴素的大地之恋。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余华小说主要的取向。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刘震云式的强烈的现实讽刺。实际上,现实在余华的文字中只是一个虚化的概念。对于刘震云念念不忘的那个现实,余华甚至不屑一顾。余华也没有张承志那种近乎迷狂的信仰冲动。余华虽然对流俗的现实不屑一顾,但也并没有因此而超越现实,另外建立一个心灵的乌有之乡。余华所关注的毋宁说是被流俗的现实掩盖了的另一种真实。……当然,在余华的小说中,我们更感受不到张炜那种亲近大地的栖居乐,那种与天地自然息息相通的至性至德。读佘华的小说,我们只有透过弥漫的阴霾和鬼气,才能依稀看到不太真实的河流、村庄、房舍、道路和街区。大地之上的一切存在物对人来说都是可疑的,充满了危险和阴谋。
  (三)递进式
  递进法的论述内容,或从浅到深,或从远及近,或由小到大,或由表及里,段落之间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思路清晰,论辩透彻。
  例如,茅盾《徐志摩论》,全文共有五节,采用了递进式的叙述方式:第一节,剖析徐志摩代表作《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指出诗中的“伤感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可表明徐志摩是“末代的诗人”一一即“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点明文章的基本观点。第二节,着重分析徐志摩第一期代表作,指出其第一期作品表现了对“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盼望。第三节,比较第一期和第二期作品,指出第一期作品充满理想主义和乐观情绪,第二期作品完全是颓唐失望的叹息。第四节,指出徐志摩逐渐诗情枯窘,是因为信仰破产,悲观失望。第五节,指出徐志摩是布尔乔亚的代表诗人,他最初的作品是布尔乔亚政权的预言,而他最后的作品却成为布尔乔亚的绝笔。
  谢冕《一个世纪的背影一一中国新诗1977—2000》因是史论,基本上是按时序由远及近结构文章的。文章第一部分“重新开始的时间”,指出粉碎“四人帮”开启了一个诗歌的崭新时代。第二部分“悲喜交集的归来”,说明老诗人的归来成为新时期诗歌创作的前奏。第三部分“在新的崛起面前”,分析新诗潮产生的过程。第三部分“后新诗潮的挑战”,论述后新诗潮的兴起。第四部分“心不会被隔绝”,回顾了台湾近半个世纪的诗歌创作。因台湾诗歌内容特殊,无法和大陆诗歌合述,故单辟一节专论。大递进中又有小并列,一切皆从实际出发,只要层次清晰就好。第五部分“世纪绝唱”,概括并赞颂了20世纪中国诗歌的成就。
  (四)复合式
  文学评论中间部分的撰写,常会出现几种叙述模式的复合使用。
  有时是递进法与并列法的复合使用。例如:周作人评论郁达夫《沉沦》的文章,采用了递进法套并列法的叙述方式。递进的第一层谈三种所谓不道德的文学,是用三个自然段并列三种不道德文学。递进的第二层用两个自然段,深入分析《沉沦》属于第二种所谓的不道德文学。
  有时是并列法与对比法的复合使用。例如:李健吾文章《边城》的中间部分,大结构是用并列法,小结构采用对比法。
  小结:本章在区分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型学术论文的前提下,着重分析了文学评论的一般特性、评论内容、文体类型及写作的基本要求。进而,按照文学评论的选题范围与选题角度、文学评论写作的准备工作、文学评论常用的两种批评方法以及文学评论的写作模式与文章主干的结构模式,并要求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学评论的写作练习。

  【思考与训练】
  1.简要说明茅盾《冰心论》这篇作家论文章的写作特点。
 
 
【正确答案】茅盾的《冰心论》发表于1934年,其写作特点有:①作为优秀的文艺评论家,茅盾不同于当时一般流行的艺术见解,不固执于现成的艺术理论,努力以自己的艺术眼光,从作家作品本身发掘其特点,形成自己的观点。②他以独特的艺术眼光,选择了当年少见的评论视角,对冰心的思想发展历程和艺术发展历程做了有机的分析。③直言不讳,褒贬精当。④文章采用多种表达方式,有叙述式、鉴赏式、描绘式、叙评式,文中多形象化的议论和富有诗意的语言,既是严肃的评论,又像优美的散文,活泼而生动。
 
  2.简要说明王蒙随笔《大地和青春的礼赞一读〈北方的河〉》的写作特点。
 
 
【正确答案】王蒙这篇随笔的写作特点非常突出,首先是感情真挚、情绪激昂。作为老作家,他看到年轻人的优秀作品,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赞美的语言脱口而出,开头使用了设问句,感叹句,夸张的修辞手法,表达的作品的赞美。其次是采用口语,亲切得体。文中插入对评论对象的呼告,使用第二人称直接讲话,使用口语色彩很强的“啦”增强了亲切感,甚至使用国骂,表达由衷的赞美。
 
  3.简要分析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选题范围及选题角度的特点。
 
 
【正确答案】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的选题范围是诗论,具体说是如何对待诗体创新的问题。评论家切入话题的角度是历史的角度。他回顾了五四运动时期新诗的崛起,感叹五四新诗革命的成功经验。可惜的是,当年的那种气氛,在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再出现过。他对新诗创作所走过的道路也是从历史的角度评论的,以归纳法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最后直接面对当时的新诗创作,特别是应如何对待朦胧诗的问题,直言不讳说明自己的观点:鉴于历史的教训,适当容忍和宽宏,我以为是有利于新诗的发展的。
 
  4.简要分析李劼《刘索拉小说论》选题范围及选题角度特点。略
  5.收集与某作品相关的作家、创作背景等材料,写出不少于1000字的文献综述。略
  6.试以递进式为文学评论的线索写一个500字左右的提纲。略
  7.鉴赏茅盾《徐志摩论》,仿写一篇作家论类型的文学评论,不少于3000字。略
  8.鉴赏季红真《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论之一》,仿写一篇作品论,不少于2000字。略